“我们的立场是坐北朝南——屁股坐在政府这边来解读民意。”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手下有近一百名舆情分析师，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同特征是“对互联网如数家珍”“熟悉体制内语言”“会做数据分析”，“很少出身名校”。有关体制的问题，“80%的大学生、研究生都答不出来”，这让祝华新倾向于用“偏才”、“怪才”。
招人的时候，祝华新会问：PX事件在哪些地方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政府是如何处置的？当初是由哪些网络社区引爆抗议事件？哪些部门分管中国经济？哪些部门管文化？它们之间怎么分工？应聘者需要对这些问题“一一道来”，“用百度不算”。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和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后者大约有一两百个常年服务客户，包括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央企、民企、NGO。“人民在线”为这些客户提供一对一的服务：舆情监测、分析、突发事件处置建议。
从2007年起，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每年撰写一份年度网络舆情报告。“我们的舆情分析主要靠数据图表，我们不是杂文家，也不是时评家。我们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祝华新说。
《2014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社会蓝皮书”的子报告之一刊印之时，记者请祝华新谈他作为一个“面南者”看到的2014年中国网情。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网民的政府认同度是3.33
记者：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提到“2014年网络舆论热度下降，网民对体制的向心力有显著提升”，这两个判断的依据分别是什么？
祝华新：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后几天内，微博发帖5亿条。2014年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一周内微博帖文约2500万条。
2013年下半年起，微博活跃度下降，活跃用户流失严重。很大原因是新媒体用户喜新厌旧，选择了微信。微信复原了社交媒体的本性，突出了日常生活和社交，对聚焦、放大时政议题的微博是一种矫正。另一个原因，政府加大了微博的治理力度，人们觉得在微博发言不够痛快。2013年，我们抽取100位活跃“意见领袖”的微博，发现以2013年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为拐点，大V们累计发帖数下降10.2%。
网络舆论热度下降，不仅指网友参与人数、原创帖数量和转评数减少，也包括舆论强度下降。对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网民的态度趋于冷静，对热传中的事实和观点诘问多了，多元观点形成对冲。
2011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概念：以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和以互联网“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这两者有交集也有隔阂。2009年网络舆论对政府的认同度最低，湖北邓玉娇案的政府认同度为1.4、云南“躲猫猫事件”2.0、杭州“70码事件”1.6（认同度分值区间为1-5）；微博媒体、网民和意见领袖批判质疑的声音非常一致。两个舆论场各说各话，撕裂严重。
2014年底，我们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对8年来160个热点做评估后发现：体制内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这三大舆论场域，已走出2009年的共识度最低值。这跟2011年之后，政务微博等主流话语开始大规模进入网络舆论场有很大关系。此前，舆论场内部共识度与其对政府的认同度负相关，即舆论越是质疑和批评政府，就越是团结；但2011年后变为正相关，即各舆论场越是质疑和批评政府，其内部争议就越多，而在对政府进行积极评价时则更显得团结一致。2014年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网民的政府认同度是3.33。
记者：2014年移动互联和人际传播网络的影响力增强，但似乎舆情分析仍以新闻检索及微博检索为数据来源，这是否能反映真实的舆论场？
祝华新：舆情监测最看重的是公众意见平台上的帖文。私人化的人际传播网络，不大具备社会舆论的聚合功能。我们的舆情监测数据来源包括传统媒体、境外媒体网络版、门户网站、BBS和微博，也包括部分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现在是580万。2014下半年起，人民网开发的智能搜索引擎已经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但是样本还不够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腾讯始终把微信限定在个人通讯自由这个范畴。微博的数据对我们是开放的。微信这块是一个苦恼。
以前天涯社区是网络舆论的发动机，搞舆情监测主要是盯天涯。郭美美事件为拐点，转向了微博。2013年我们统计20件网络热点舆情时，援引过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强国社区、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的数据。从2014年10月份起，舆论阵地又转向了微信公号。
不同的网络载体，后面站着不同的社群。微信公号偏精英，最有草根性的是新闻跟帖，我称为“水淋淋”的民意。微博和博客还是大V占据主导，他有表演欲望，因为新闻跟帖全被淹没了，所以即使有话他也懒得在新闻后面随手发帖，小老百姓在那儿发帖的可能性更大。BBS有一定的平民性；QQ空间的草根性更强。一两年前，中国两亿多打工仔主要活跃在QQ空间。这些不同的网络社群之间存在着某种物理隔绝现象。如果你误打误撞跑到四月网和乌有之乡去鼓吹市场化改革，肯定要被骂成美分党、带路党；如果你跑到属自由知识分子活跃的地方去怀念计划经济和“文革”，恐怕要被讥讽为脑残。
做网络舆情分析要分析各个网络社群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我们主张结对观察：既要看“大V”，也要关注偏体制内“中V”；既要看京城知识精英、财富精英在谈论什么，也要了解基层干部和小老百姓的观点。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后几天内，微博发帖5亿条，2014年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一周内微博帖文约2500万条。“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从2013年下半年起，微博活跃度下降，活跃用户流失严重。 （CFP/图）
动员居委会干部到业主论坛去
记者：报告中提到，2014年官方媒体的活跃程度高于市场化媒体，活跃度是如何测算的？
祝华新：主要看发帖、跟帖和评论的数量，还有议程设置能力。北京7·21暴雨，人们记住的是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没有一流的下水道，就没有一流的城市》，而没有注意到市场化报刊的声音；唐慧劳教案，人民日报微博半夜发布晚安帖告诫：“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次日，湖南政法委即派员赴永州复查此案，最终唐慧被解除劳教。体制内媒体在现有新闻体制下腾挪空间更大一点，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在报告里做过一个图：《各类微博日均微博数走势》，主流媒体官微的活跃程度远高于市场化媒体、企业官微、意见领袖。这就是我说的，微博舆论场“国家队”的活跃。很多主流媒体建立了团队运作机制，保持7×24小时不间断的更新。政务微博是另一块。现在新浪、腾讯上有大约25万家政务微博。很多省市区党政机构的微博运营被纳入政务公开考核。
580万的微信公号，大多是体制外的人士和机构在办。但体制内也不少。现在一般说是有五六万家政务微信，有订阅号也有服务号。官方媒体的微信也很活跃：“央视新闻”现在也是办得最好的媒体微信公众账号之一，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人民日报体系有“学习小组”“侠客岛”、国际部的“镜鉴”，人气都不错。
记者：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学者、专业人士、明星在网络上的活跃度显著降低。
祝华新：明星跟他的包装路径有关，他更多利用粉丝会、歌迷会、贴吧。有些明星有时政关怀，2014年开始对时政问题比较谨慎，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个坏事。从过于聚焦和放大的时政话题转向多元的话题是好事。
社交媒体在国外的本色就是社交和日常生活，在中国更多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投枪和匕首，某种程度上这不一定是个健康的社会现象。要不要十几亿人都来关心根本性的政治制度设计？国家层面的政治毕竟还是精英政治，要有专业门槛的知识积累和参政议政经验。我个人觉得，互联网倒是应该多关心“在地政治”。
我就特别欣赏上海的一个做法：上海市委宣传部发现小区BBS“搜房网”是一个做居委会工作的很好的载体，就动员居委会干部到小区的业主论坛上，成为兼职版主。实际上老百姓的很多诉求都是具体而微的，如果及时得到倾听，矛盾就不会激化。但我们往往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厦门陈水总在公交车纵火，烧死了几十个市民，据媒体报道他最初的诉求就是办理社保。
网络上的知识分子，我们调查报告里写了：2014年，有四分之三的意见领袖意识形态倾向中立，而且这部分“中性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总体而言，极端派都在边缘化。腐败和社会公平是左、右共同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左和右对现状的批评是一致的，只是开出的药方不一样。
“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
记者：报告中“2014年20件舆情热点事件”，贪腐舆情只有周永康上榜。2014年官方反腐力度很大，报道尺度前所未有。为什么贪腐舆情的关注度反而不高？
祝华新：我个人分析有两个原因：中央纪委监察部网成为贪官落马的第一消息源。政府牢牢把住反腐闸门，包括贪腐案曝光的时机、节奏，减少了“大老虎”落网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另外，微信这种隐形舆论场，对一些公众关注的贪腐疑案，往往提前引爆，从而缓释了微博这样的显性舆论场的压力。
记者：报告中还有一份“2014不同舆情领域舆情压力值”。公共管理的舆情热度大于社会矛盾的舆情热度，压力值却是前者比后者小。这说明什么？
祝华新：公共管理是个话题，社会矛盾是个事件。改良网络舆论生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地从事件转移到话题：事件是此起彼伏的，是短时期的、更迭非常快的，且事件之间是呈断裂状的。你一年可能就关注了几十个热点事件，但最后并没有收获什么理性的思考，还会搞得自己非常疲惫。这一个与下一个突发事件之间，舆情是断裂的，唯一连贯的可能是一些刻板印象：比如扶弱抑强的网络“罗宾汉情结”，把官员、警察、城管、医生、教师妖魔成“网上黑五类”。比如夏俊峰案：2013年9月最高法核准死刑的消息传出以后，微博上一片悲愤。但议论那么多，对于城市管理的技术如何改进，我们几乎一无所获。
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从技术形态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间。它有很多缺陷，包括信息真伪莫辨、情绪剑走偏锋、信口开河、好勇斗狠。
“文革”结束，《中国青年》杂志发起“潘晓讨论”，尽管也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但双方都没有互相扣帽子，最后凝聚到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这个主旋律中。今天你看方韩大战，本来也是一个可供讨论的话题，发展到最后就是方粉成了韩黑，韩粉成了方黑。这种零和思维还是很恐怖的。
另一方面，越是新的文化载体，往往主流人群越不敏感，倒是边缘人群率先拥抱了新媒体。因此新媒体往往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鼓励更多的主流人群上网，可能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做法。
记者：你提到1980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那时的舆论氛围还可以复制吗？那时候大众传媒不发达，“引导”舆论的成本比现在低。
祝华新：那时虽然大众传媒不发达，但也有很多民间文化：星星画展、苏小明的流行歌曲、邓丽君的歌。《望乡》写日本******的，遭遇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同志反对，率先站出来的是巴金这样的老先生。崔健崭露头角是延安来的歌唱家王昆提供的机会。当时最大的特点就是体制内外的顺畅沟通。在没有任何现代传播技术的情况下，民意照样存在，并不因为任何技术媒体而高涨或者衰微。现代传播技术只是加大了民意的表达力度。
1980年代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打通了两个舆论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灯红酒绿、锦衣玉食，很多官员不通民情。互联网的作用就是在日趋紧绷的社会环境中，为中国社会活血化淤，促进官民之间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
“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甘肃张家川警方曾经错误执法，把一个在网上质疑一起命案真相的16岁中学生刑事拘留；湖北某地派出所民警千里迢迢到广东，跨省警告打工者不要上网发帖批评家乡政府——这都是越位的例子。但互联网执法中的缺位也很严重。对于在网上恶意诽谤、侵犯个人隐私的“人肉搜索”，往往惩处不力。社会前进肯定是个辩证法，体制内部与时俱进的因素和颟顸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因素，可能同时存在。
记者：报告中提到的新名词，比如“网络社会工作局”、“微信公众账号的国家队”、“网上统一战线”，这是现象梳理，还是建言？
祝华新：“网络社会工作局”是真实的机构。新华网发布过中央网信办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处级干部的信息，其中包括该局。“微信公众账号国家队”和“网上统一战线”是我提的。统战部提出，五千万在非公经济企业当中做投资和做高管人群是新社会阶层；比照这个，我认为活跃网民是一种新意见阶层。我有一个观点：网上的很多活跃网友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敌人，应该尽量化敌为友。网上意见领袖的质疑、批评，除了少数触犯法律需要依法惩处，更多的——用传统的术语——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某种程度上，没有老百姓的“意见”何来“意见领袖”？
记者：你怎么看2014年年底，翻译国外影视作品字幕的网站被迫关闭？
祝华新：首先，我赞同“净网行动”，字幕组模式首先是构成了一种侵权。另一方面，文化管理是一盘大棋。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传统媒体把门缝开大一点，适度地搞活传统媒体，有利于对冲互联网自媒体的舆论压力。实际上传统媒体最容易管，因为它是机构；自媒体是化外之民，很难管。把传统媒体全部封死了，反而只会让社会边缘的声音甚嚣尘上。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社会有巨大的压力要释放。文化管理部门要调节国民心态，丰富文化生活。从社会心理健康强健的角度说，要适度地包容通俗文化。不要把那种无益但也无害的通俗文化都灭了。这样反而会加剧社会的紧张度。
